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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这一顶帐篷是他们两个替我们订的，订到订错了一间，订错到只剩这一顶和三个睡袋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怕的不是挤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怕的是睡袋那一格，红笔一划，划到那一格睡着的不是我老婆。

        老廖是另一对夫妻里的老公，做铝窗的，做了一辈子的窗，窗一扇一扇做，做到他手掌心那一层茧比别处厚。

        他讲话像在念尺寸，念到一半嘴角往上抬，抬的时候眼睛不动，眼睛不动的时候手里的槟榔不停。

        我老婆在夜市卖槟榔，卖了一整条街的人情，人情一笔一笔记，记到她连别人欠她几颗都数得出来。

        她讲话像在念账，念到一半嘴角往上抬，抬的时候眼睛不动，眼睛不动的时候牙齿在灯管下面很白。

        我第一次发现老廖在等我弯腰，是我十九岁那年。

        那年营地只剩我们四个，收拾我把最後一叠摺叠椅收到车边，收到一半弯腰去捡地上那一支笔，弯腰时我的裤头往上缩，缩到肩胛下面那一块露出来。

        露到老廖坐在摺叠椅上，坐到他手里那一支笔停在半空，停到整支笔掉到地板上，掉到他自己没去捡。

        老廖那年三十四，我十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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